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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慧媞:资本主义对待经济全球化的"两面性"云顶集团

“......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决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这些关系只有不断消灭资产阶级单个成员的财富和产生出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

近年来,西方逆全球化势头蔓延,民粹主义抬头。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表面上放弃全球化的主导权,强烈转向单边主义,特朗普更是提出“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口号,蛮横要求所有国家服从美国的国家利益。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玄机?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加以分析,不难发现其中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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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
 

这种对抗性质表现得越明显,经济学家们,这些资产阶级生产的学术代表就越和他们自己的理论发生分歧,于是在他们中间形成了各种学派。

经济全球化是由资本的世界性扩张引发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资产阶级和国际资本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和最大受益者。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资本主义国家在殖民运动时期初步建立了统一的世界市场,英国工业革命初步建立起了世界性的生产,西方国家的多次殖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打破了各民族闭关锁国的状态,大大推动了统一的世界市场和世界性生产的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和最大受益者,因而也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推动者。

郑永年 (进入专栏)
 

宿命论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对他们所谓的资产阶级生产的有害方面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正如资产者本身在实践中对他们赖以取得财富的无产者的疾苦漠不关心一样。···这时,经济学家便以饱食的宿命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自命高尚,蔑视那些用劳动创造财富的活人机器。他们的一言一语都仿照他们的前辈,可是,前辈们的漠不关心只是出于天真,而他们的漠不关心却已成为卖弄风情了。”(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1.方法)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统一的世界市场和世界性的生产带来了生产、资源等生产力要素的世界性调配和更充分利用,从而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发展,但它却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两端积累着的只能是:一端是财富的积累,一端是贫困的积累。因此,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不仅不会被消灭,反而必然随着生产范围的扩大而扩大。经济危机必然超出国别的范围而形成世界性资本主义危机。1825年英国经济危机首次冲出了英国的范围,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更是突出的表现。1975年的石油危机将危害的范围拓展到了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一次真正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再一次验证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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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论述对于当今的世界依然适用,对于沉默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们依然适用,个别的经济学家依然在卖弄风情,贩卖西方经济学的那一套。中美贸易问题,多数人看做是经济问题,没有看到矛盾的必然性。当中国向美国开放大门时,这个必然性矛盾就存在,关键是我们在汲取世界先进的科技、生产力时是否意识到了,是否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控制其作用范围和程度。马克思在这篇文章1.方法的第四个说明中对于美国是这样描述的:

资本的贪婪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危机的手段的自私性,进而决定了单边主义和强盗逻辑。资本的本性就是贪婪地攫取剩余价值。因此一部资本的历史,就是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血泪史。统一的世界市场、世界性的生产和消费、普遍的世界性联系和交往,都是资本增殖运动过程的客观产物。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自我增殖。而每当经济危机来临,资本的自私和贪婪就会表现得更加彻底、更加赤裸裸。随着资本发展到垄断资本,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应对经济危机的主体也就由单个的资本家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或者说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整个资产阶级。于是,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政策和国家战略的中心任务就是保护本国资本的利益。为此,他们不惜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甚至不惜诉诸武力、发动战争以转嫁矛盾和危机。列宁对进入到垄断时期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做了深入的分析,认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是经济危机的产物。他认为,由于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垄断时期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必然激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大大加深和激化上述三大矛盾,从而导致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

  

“同机器、信用等等一样,直接奴隶制是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条件。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重要的经济范畴。

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资本主义向全世界输出资本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扩展过程。资本主义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其本身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推动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一步一步挖掉民族工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所以西方国家对待经济全球化历来是两种态度。当世界经济形势整体向好的时候,西方国家就会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打压发展中国家保持民族经济独立的要求。反之,一旦经济危机来临,首先在经济全球化方面开倒车,采取贸易壁垒和经济保护政策的也是西方国家。

  全世界中产阶级联合起来对付金融资本,可能是个必然的趋势。这并非没有可能。

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进步最快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如果从世界地图上把北美划掉,结果看到的是一片无政府状态,是现代贸易和现代文明十分衰落的情景。消灭奴隶制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抹掉美国。”

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一次空前深刻和影响广泛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暴露了西方国家国内的阶级矛盾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发生了广泛的、波及欧洲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欧洲发生了英国脱欧事件,法国和意大利等国选举中民粹主义明显抬头。美国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争端和战略冲突空前激烈。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第一”和“美国优先”,退出TPP,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绕开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利用政府行政手段(典型的是301条款)威胁和讹诈世界各国,讹诈中国、西欧和日本;无理要求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放弃在世界贸易组织主张自己合法权益的权利等,把美国资本向全世界转嫁危机的急迫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更把资本的贪婪和自私本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今天世界经济的危局来自于西方世界所面临的两大矛盾。本栏上周论述了西方资本主义内部,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西方所面临的第二大矛盾,存在于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在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一直被视为是一对孪生体,它们互为关联,互为保护。民主被视为是保护资本主义的最好政体,同时资本主义也被视为是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的确,在西方民主政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精英民主,即资产阶级的民主。马克思认为民主政治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民主所产生的政权只是资产者资产的看门人。美国历史学家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的名言:“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也说明了这种关联。

美国的资本主义是在直接奴隶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西欧移民延续了海盗经济,屠杀灭绝原住民印第安人后用黑人奴隶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现代贸易和文明建立在血腥的残杀压迫同类的基础上,其发展的逻辑是屠杀、压迫和剥削。

透过现象看本质,美国表面放弃经济全球化主导权,野蛮贯彻“美国第一”“美国优先”,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抬头等逆全球化的种种作为并不稀奇。这些现象背后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大资本的力量,是大资本掩盖国内矛盾、摆脱日益深化的金融危机的需要。这些现象所反映的,仍然是国际资本应对经济危机的惯用手段:即用一切手段转嫁危机,把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所不同的只有一点,这次特朗普政府揭下了遮挡资本丑陋面目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在历史上,西方民主政体的产生的确和商业阶层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关联。资产者通过早期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积累了财富,成为了旧制度的主要纳税人和债权人,自然要和传统贵族分享政治权力。这是民主的开端。近代西方的政治和法律体系,也的确是以私有财富为中心的。例如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最初出自资产者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说,政权就是资产者所建立,是为资产者的利益服务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资产者和其产生的政权之间不仅没有什么大的矛盾,而且是相互配合。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并且继承了传统文化的内敛,重视自身发展,不能复制西欧的海盗经济,也不可能复制这样的偶然机遇,与森林法则熏陶的欧美文明有着无可避免的必然冲突。从意识形态和中国文化的本质上,中国都无法效仿欧美,只能注重内在生成。毛泽东打开国门与美国接触,首先是为了国家的生死存亡;客观上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下的三国游戏。毛泽东审时度势,利用自己的政治和地理优势,转变国家被压迫的态势,在开放的同时提防资本主义的侵蚀。毛泽东从建国时就积极汲取世界先进的文明和生产力,西方列强不能平等的给予我们;接受苏联援助也是在不丧失民族独立的原则上。他的意愿被西方的森林法理破坏阻扰,只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改革开放是从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重要标志的,接受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市场经济、贸易规则,其中隐含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我们的优惠,是把西方资本贡奉在头顶上的政策,超国民待遇的牺牲。美国自林肯解放黑奴运动后,南北政治经济统一,其逻辑把其他民族作为自己的资本奴隶。一次与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逻辑尤为突出。美国资本主义代表着资本的最新和最后的逻辑,骨子里面是森林里野兽的本质,其发展的道路上没有同类的概念和意识形态的区别。只要影响到其市场、美元印钞机的运转,他就会兽性大发,二战后美国一直不断的发动战争,维持其市场和震慑力,这是让其日本走狗屈服的最终因素,也是侵吞英国经济,干扰法国和德国经济的威慑手段。中国想要融入西方市场,和平发展崛起那是白日梦,客观上不存在这样的条件。想融入必须做奴仆,否则就得流血,这是40年来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

作者简介

  大众民主改变政治性质

早日意识到文化与发展逻辑上的必然矛盾,提前做好流血的准备,将使得中华民族本源和精华少损失一点,民族复兴早一天到来,否则会陷入1840年后的灾难。与狼共舞需要知道畜生的本质,知道森林法则。人能生存发展,是需要把对象分门别类,采取相应的措施。

姓名:王慧媞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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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大众民主产生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并且是质的变化。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第一个群体就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是大众民主的第一步。之后,随着妇女、少数族群等获得参与政治的权力,西方民主从精英民主转型成为大众民主。随着这种政治转型的,就是西方经济从赤裸裸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成为福利资本主义。经济上的这种转型不是资本本身的逻辑,而是民主化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目的就是自我积累,而不是财富的分配。只有在大众民主的压力下,财富分配才成为可能。因为劳动阶层的崛起和大众民主是同一个过程,政府就不能和从前一样光站在资方一边,而必须超越资产者的利益,表现为比较中立的立场,在资本和劳动者之间,调解这两者的利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发展出了劳(动者)、资(本)、政(府)三者之间的平衡。在学术上,人们把这样的政府称之为“法团主义”(corporatism)的政府,这类政府的确在调和资本和劳动的矛盾、维持社会和谐等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政府的这种角色调整,在客观上促成西方中产阶级的成长。

  现在人们所看到的西方中产阶级主要有几个部分组成,包括资产者(或者企业家)和为资产者服务的专业管理者。但更大的群体是由产业工人转变而来。在马克思和狄更斯时代,产业工人是典型的无产者,依靠出卖劳动力而生活。但随着劳动工资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产业工人的大部分进入中产阶层,至少从收入上来说。而政府在劳动工资的提高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政府为什么要通过立法来提高劳动者工资?这当然是因为来自劳动者的选票的压力。

  不过,大众民主也很快产生出对资本不利的因素。在大众民主下,因为政权的基础不再局限于财富,而是选民的选票,政府很快向民众倾斜。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足够的选票,就很难取得政权。当政权基于选票之上的时候,政治人物必须把选票作为优先的考量。因此,在西方,大众民主越来越具有民粹主义色彩。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福利不但不能减少,而且还不得不继续扩张。民主往往成为福利政策的“拍卖会”。的确,在一些民主国家,大众民主往往造成公共品(public
goods)的过度供应,造成极大的浪费。很多政治人物为了选票,只管向选民作无限的许诺,而不管经济体能否支撑日益扩张的福利。被民主政治假定为“理性”的选民,在复杂的政治里面往往是处于“无意识”状态,也只看到眼前利益,不顾自己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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